汽车载着一批又一批的人类来到这里,他们大都穿着款式相近——就连颜色也相近的服装,手中握着出处唯一的红色书本,凭借着对于领袖的无比忠诚,凭借着对于国家的一腔热血,凭借着正在成长的血肉之躯,以及在学校学来都浅薄知识和那场运动洗浴后的狂热赤诚,来到这里——那块后来被称为北大荒的地方,抛洒着自己的汗水,贡献这着自己的青春。
在那些朴实又坚韧的青年中有一个满头卷发的青年男子,他有着可观的身高,宽厚的胸脯以及一身在劳作和汗水中形成的强健的肌肉——这是他引以为傲的事情,在闲暇的时候,他总是喜欢和周围的小伙子们比赛掰腕子,至于赌注,有时可能是一张二分的粮票,或是半簸箩的煤球——有时干脆什么都不赌,就只分个输赢。每当他掰腕子的时候,总是习惯性的将袖子高高的卷起,露出黝黑坚实的手臂,将手肘放置在桌面、石板,或是田埂上——“开始。”——于是对面那张原本悠闲地脸便渐渐的变得凝重,到后来往往都会变成一种紫红的酱色,牙齿也咬的咯嘣崩作响,汗水就那么从对方的额头上渗出,又缓缓的滑行到眉梢、鼻尖,再到嘴角、下巴,最后砸在地面上,开出一朵破碎的坚强的花。
就在对方终于坚持不住,手臂终于被他压倒的同时,围观的人们总是会发出一阵惊叹讶异却又理所当然的喧哗,“庞博又赢了,”“每次都是他,我们这个生产队,就他力气最大,活儿也干的最多。——讲这话的通常是生产队的队长。于是周围的人便继续吵嚷起来,有的说,“我的活儿也干的不少,我上次一口气收完了三大捆荞麦。”有的又说,“我上次可比你多收了两捆苞谷呢。”“那又怎么样,你看看咱们那块小黑板上,工分儿最多的还是人家小庞。”讲这话的当然还是生产队的队长,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东北汉子,总是习惯性的叼着半截自己卷的烟卷——烟叶当然也是生产队里种植出来的。就在众人吵嚷的时候,有个身影却总是静静的坐在一边,看着吵嚷人群中最为壮硕的那个年轻人,看着他朴实的面庞上那一抹开朗谦和的笑容。按说这样的旁观是极其隐秘且不易被人发现的,但次数多了却难免也会露出“马脚”——于是庞博一抬头便看到了她,那个扎着两条大辫子的年轻姑娘——也是他后来的妻子,淑芬。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突如其来却又顺理成章——年轻的心总是很容易便靠近到一起,而他们这一靠近,便紧贴了三十年,期间妻子淑芬为他生下了一双儿女,而他们也在十几年前——也就是大瑶山隧道贯通,全球人口突破50亿的那一年,在离开河源20年后,庞博带着妻子淑芬和一双儿女再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。
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,一家人,一无所有,但是能干的庞博和淑芬夫妻俩终于还是在这里重新扎稳了脚跟——庞博成为了河源市邮电局的一名厨师,而他的妻子淑芬也同样成为了一家餐厅的高级面点师。经过十几年的打拼,一家人终于住进了三室一厅的大房子,儿女们也终于都成家立业,而就在他和老伴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,“沙士”来了。
“我只能张着嘴,干吸气,感觉肺都要憋炸了。”老人说,“我感觉自己的肺都已经停止工作了,仿佛它已经脱离的我的身体,又像是被注满了水泥砂浆,我烧到39度多,而我的女儿则烧到了42度,体温表都看不到度数了。我只觉得整个人都已经飘在空中,仿佛灵魂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躯体,就那么向上飘,向前飘,一直向门窗的地方飘去。直到将要飘出病房的一刹那,才猛地一激灵——于是原本飘在半空的灵魂才又突然的回到躯体——原来我还躺在病床上。”
我本应该提问的,但此刻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只觉得自已的灵魂也已经轻飘飘的从颅顶上钻出,又像一阵烟似的飘荡在病房里,就那么停滞在半空,俯瞰着屋里的一切——我仿佛真的看到了躺在病床上喘息着叙述的老人,看到了穿着厚重防护服的身影——那是我自己,我当时就僵硬的站在老人的病床前,腰伏的很低,像极了乡村河里的青黑的虾米。还有一个戴着呼吸机的小伙子——那是另一张床上的病人,他的呼吸粗重而凝滞,那个同样穿着防护服的大夫正站在他的旁边,认真而又关切的查看着他的状况。
“我当时真的觉得死了算了,与其活得这么痛苦,倒不如痛快的去见阎王。”老人紧紧的抓着我的手,皱巴的手背上青筋有如树藤般遍布着,“但是……但是她们说,她们和我说,说你不能死,你的儿子和女儿还得看着你呢,你就是为了他们也得活下去。我的痰就那么卡在嗓子眼儿,就好像塞了个软塌塌的乒乓球,不上,也不下,是那个……是那个闺女帮我吸出来的呀……”老人的眼睛用力的睁着,口中不住的喘息,肺部的杂音就像漏油的卡车发动机一样响动着,一下下的叩击在我的心口上,“我笑着还活着,但是……但是那个闺女也染上了沙士,这都是我害的,可是……可是我都不知道她到底是谁,她们都穿着和你一样的隔离服,戴着大大的口罩和镜子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老人说着整个人都不住的颤抖起来,紧接着就是剧烈的咳嗽。肺部的杂音连带着整个病床都在不住的作响,那一瞬间我感觉整个房间都在不住的摇晃,门窗、桌椅,病床,甚至于吊在屋顶上的日光灯,都在不住的颤动,摇晃,直到老人的咳嗽停止,那种剧烈的眩晕感才些微的有所缓解。
我不太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的病房,我甚至也不太记得是什么回到的走廊,我只记得老人紧紧的拉着我的手,用尽全身的力气所说出的那句话: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,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,如果我死了,就把我的眼角膜捐给有需要的人,把我的尸体拿去研究,拿去研究对抗沙士——或者其他的病症的方法,只要还有一点的用处,我就希望我可以为社会再做点什么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