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献出的呢?”
话说到这里,德玲便郑重保证,一定完成任务。祁大姐满意地笑了。
那个机关在租界一个僻静的弄堂里。一个长满葡萄藤的小院子,立着一所红砖小房子,三间房,门窗的式样都是哥特式的,屋顶是尖的。
安排了四个人在这院子里,一个厨子,一个保姆,德玲和那位领导。领导的公开身份是归国华侨。那时候在租界,有很多来历不明,说不清道不白的人住着。
一个身材不高,眼睛不大,相貌平平的男子站在德玲面前。
这人大约三十多,穿一套米黄色的凡尔丁西装,脚蹬黑皮鞋,一看就是外国回来的。一开口,听得出很浓厚的南腔北调味道,说明此人去的地方之多。
“是苏佳同志吧?”走进房间,他对德玲点点头,架起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。
男子自我介绍,叫陈鑫瑞。他没有介绍其他,德玲也不问。对于敌人的秘密,知道得越多越好,对于自己内部的秘密,知道得越少越好,这是肖老师告诫她的。
陈鑫瑞说了这一句,马上到桌子前写东西,德玲退了出来。
大约半小时后,陈鑫瑞叫德玲进去。这么短的时间,他已经写了好几张稿纸了,上面密密麻麻,改得很厉害,他叫德玲赶快用正楷字誊写出来,一会他要出去。德玲赶快找出纸和笔,伏在另一张桌子上埋头誊写。这人的草稿很难认,纸面上除了字,还有各种符号,箭头,好在德玲是记者出身,这些难不住她。她很快就交了誊写稿。
陈鑫瑞微微吃惊,拿起德玲誊写的稿纸,仔细看起来,看了两遍,一声不吭放进自己口袋里,不做任何评价。
有天晚上,陈鑫瑞很晚才回,身上略略有酒气,德玲刚想问,他却径直走到大床前,仰面倒了下去,就像他和德玲真的是夫妻,男人应酬晚了,回家就睡。
德玲本能地想去给他盖上被子,但不知道为什么把手缩了回来。关上门,将一个大沙发拖开,在上面铺上被褥,自己睡上去。
说实话,她对陈鑫瑞印象不好,总觉得差点什么。组织内的同志,德玲也见过不少,肖老师,石大姐,祁大姐,他们都有一种对同志的亲切,说起话来,一听,就觉得有一种共同的东西。可是眼前这位领导,给人一种摸不透的感觉。地下工作,话语少是正常的,不正常的是他的少似乎是有意识的,是冷漠。
幸亏不是真夫妻!德玲暗想。
天亮了。德玲走到外面,厨师已经在厨房里做早餐了,厨师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,瘦瘦的,高颧骨,眼睛里透着鹰一样的机警。不用说,这是真正的警卫。保姆也在院子里扫着地,保姆是当地人,也有四十多,晚上回家去住。德玲没有和保姆多说话,但她知道,能进这院子的,肯定不一般。
作为主妇,德玲走到院子里,嘱咐保姆等主人起床后再去收拾屋子。又到厨房,问厨师今天该买些什么菜?厨师一一回答了,德玲按照他说的给了钱。
还有些什么要做呢?德玲四下看了看,厨师挎篮子去买菜,保姆拿一只水壶去浇花,一边看着大门,忽然想起,自己该去看看“丈夫”了。
陈鑫瑞还在睡,看来他昨晚是真的喝酒过量了。德玲静静地在一边坐着,等着他醒来。
“糟糕!”陈鑫瑞在床上叫了一声,跟着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下来,一边去拿西装,一边说:“睡过头了!不能耽误事。”他匆匆嗽洗完毕,马上在桌子边坐下,拿出纸笔,对德玲说:“今天我一边写,你一边誊!”德玲应了一声,就坐在他旁边。好在那桌子很大,一人坐一方还很宽。
陈鑫瑞写文章真的很拿手,那支笔在他手里就没有停过。唰唰唰,一会就是一张。德玲紧张地誊着,几乎都跟不上了。等厨师在门外叫,说早饭好了,这边的一篇论文也完工了。
陈鑫瑞扔下笔,满意地伸了伸懒腰,对德玲说:“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吧!”德玲说你去吃吧,我把这最后一张誊完再去。
也就几分钟,德玲誊完了,把所有的稿纸理顺,又看了看自己的誊写稿,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
这文章的题目是“加快向敌人进攻的步伐”,情绪高昂,辞彩华丽,字词之间节奏也协调,足见作者的文字功底。但是……德玲从头再看一遍,他说的什么呀?
文章似乎太空了点。
一篇鼓动群众去罢工、罢课、游行的文章,里面没有一点方法步骤,没有一点可行性的策略,从头到尾都是口号,都是“必须,勇敢,”德玲知道这文章是要登在地下刊物上的,这样的东西发到基层,对实际斗争有什么帮助呢?德玲心里深深存疑。
陈鑫瑞大约对自己文章很满意,早餐吃了一碗粉条,另加两个馒头。他对德玲说了声:“晚饭不等我了!”兴冲冲地出了门。
德玲在这机关里住了三个月。
一男一女,同在一个房里朝夕相处,久了,容易发生普通人会发生的事,这大约也是有人希望的吧?德玲却非常不愿意那样。陈鑫瑞根本不是德玲喜欢的那种人。德玲喜欢宽厚、坚韧又通情达理的男子,肖老师就是那样的。而陈鑫瑞浑身傲气,成天理论出理论进,说话都像是照着书本在说,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,动不动,就生气。这样的男子在德玲眼里,无非一个大孩子。
幸好陈鑫瑞也不大在意德玲,这叫德玲很感激他。两人规规矩矩坐在一间屋子里,规规矩矩谈些文章上的事情。
“苏佳啊,把这个拿去抄抄!”德玲马上走过来,拿起笔就誊写。
“苏佳啊,我要睡觉了。”德玲便去给他铺好床,然后听见他很快发出鼾声。
这样一种奇妙的相处,真是一种体验,人是适应性的动物,久了,都习惯了。
有一天,来了一个客人。高个子,大礼帽,目若朗星,对德玲点点头,在沙发上坐下。看来和陈鑫瑞很熟悉。两人没谈几句,就争执起来。德玲仔细听,原来两人为地下党目前主要任务,产生了不同看法。那人的意见,敌人现在十分猖狂,地下党牺牲太大,现在要收缩力量,尽量不搞大规模群众游行,以避免牺牲,积蓄力量,等待革命**。而陈鑫瑞认为,革命从来就没有低潮!敌人越是猖狂,越是说明他们将要崩溃。至于牺牲,总是不可避免的,这个牺牲是光荣的!两人先是一句去一句来,后来激动了,同时开腔,近乎争吵。
一会那人拿起礼帽出去。陈鑫瑞兀自气呼呼的,对德玲说:“你听见了,完全是失败主义情绪!”德玲脱口而出:“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,保存力量,也是为将来着想吧?”陈鑫瑞一愣,梢停,沉稳地说:“哦,你也是这么想的?很好,有想法,就该说出来。”顾自去躺下,眼睛看着天花板,思考着。
那天,祁大姐来了,看着德玲一笑:“你在这里生活怎么样,过得惯吗?和老陈关系怎么样?他是不是对你发脾气啊?”
德玲说:“我到这里是组织安排,没有我个人因素。我会把工作做好的!”
祁大姐又笑笑说:“如果调你离开,怎么想?”德玲一愣,马上回答,坚决服从组织安排。
好!祁大姐收起笑容说,工作需要,调德玲离开这里,去基层印刷所。有人来接她。
说动就动。祁大姐叫德玲马上准备,明天早上就走。
许多年后,德玲知道,是陈鑫瑞提出调她走的。
德玲就要离开这里了。
厨师特意为德玲做了烧公鸡,烧得烂烂的,那天晚上,保姆也没回家,三个人一起,喝了点酒。
谁也没问德玲将去哪里,只是劝酒劝菜,三个人谈着天气啊,菜价啊,城市交通啊,各人既不谈过去,也不谈将来。这样的谈话是很憋闷的,但是各人心里有数,透过这看似无奈的交谈,彼此能体会到同志的关心。
饭很快就吃完了。沉默了一阵,厨师忽然略带伤感地说:“等到将来,有那么一天,我要把今天的同志们都请到黄浦江边,我要亲手做八大碗带来,我们要放开量喝酒,放开声音大声唱歌,想谈什么就谈什么,要闹他个一天一夜!”
保姆笑着说:“算我一个,要是我还在的话!”
德玲说:“我们一定会有那一天的!那天我做东,大哥大姐带上你们的儿子孙子,我们要尽情地说,尽情地笑!”
三双手紧紧握到了一起。
天刚亮,一个戴鸭舌帽的小伙子进了院子。
这小伙子大约二十七八光景,高个,宽肩膀,高鼻梁,细长的眼睛闪着机智。他四下打量着,站在院子中央,吹着口哨,等着保姆去叫德玲。
“啊,是苏佳吧,我是祁大姐叫来的!”厨师认识他,在他背上擂了一拳:“你这张飞,还活着啊!”
小伙子愉快地回答:“我不活着,那些包打听不是没有事情干了!”
德玲早把行李收拾好了。她把所有的高档衣服都留下,自己仍然穿着那身蓝色的粗布褂,这样她就只有一个手提袋了。
小伙子骑来一辆自行车,德玲跟了两步,拉着小伙子的后腰带,一跃而起,轻松地跳到后座上。
车沿着黄浦江走,进了一片低矮的贫民住宅区。
“下来吧!”小伙子叉腿站在地上,德玲跳下车,迎面一个黑漆大门。门上有两只大大的铜环,足见房子的古老。
小伙子把铜环摇了三下。
大门沉重地磨开了,一个老人柱着拐站在门里,几缕白胡子飘在下巴上,虽然瘦,却很刚劲,眼角边那些密密的鱼尾纹,写着沧桑。
看见德玲,老人笑了。
“苏佳呀,我们正等你哩!你的口福好,你姆妈今天买了肉,是煨汤是红烧,由你!”
一个小天井,周遭几间房,房间里静静的,走进一间房,里面堆满了纸盒子,一个老妈妈,一个十几岁的姑娘,两人低着头,聚精会神地在案板上糊纸盒子,看见德玲进来,两人抬起头。
“是苏佳来了?今天吃肉!”老妈妈和蔼地笑着。那姑娘也望着德玲笑了笑,低头又去做活。
院子还有个后门。打开,坡下是一条河汊,也就几十米宽,这河通着黄浦江,河里有一些小船摇来摇去,听见船民们大声吆喝着。
从后门可以下到河里,斜坡上排着几十级石板台阶,石板踩得光溜溜的,看来这是一条常用的通道。
这院子里有一间房,门紧紧地锁着,这就是印刷的地方。
小伙子引德玲进去,房间里堆满了纸张,桌子上,放着一台手动油印机,油墨散发着浓烈的气味。另有一张桌子,桌上有台灯,一块钢板平放在桌子上,旁边堆着一筒筒的蜡纸。
德玲今后的工作,就是刻钢板。
这是一个以家庭为掩护的地下印刷所。
中午真的吃了红烧肉。老妈妈很会烧菜,肉的味道很好,小伙子和那姑娘抢着吃,一边互相说对方吃多了!老汉嘿嘿笑着对德玲说:“你莫管他们啊,他们是总吃不够的!”老妈妈也不断的往德玲碗里夹着菜。
刚来,就有家的感觉。德玲心里很舒坦。
晚上,德玲和那姑娘一个房,床是高低床,姑娘让德玲睡下铺,自己爬上高铺。
第一天,德玲睡不着,那姑娘也有些兴奋,她告诉德玲许多这个印刷所的故事。
这是一个由异姓组成的家庭。老汉姓刘,老伴姓李,两人是湖南乡下人,老汉是个篾匠,那年,革命军到了湖南,农会兴起,打土豪时候,老汉一马当先,做了村农会主席。后来失败,土豪们带着人,把老汉吊起来拷打,那条腿就是被棍子打折的。本来还要把他送县里砍头的,那天夜里,老妈妈带着两个侄儿,挖开土墙,把老汉背了出来。两人连夜逃走,逃到上海投奔亲戚,亲戚也是共产党,那时候印刷所刚刚建立,两老就住在所里,守机关。小伙子姓张,外号张飞,是上海人,孤儿,流浪街头,被锄奸队收留,表现极为勇敢,是锄奸队台柱。印刷所原来不在这里,在市区中心,一年前,印刷所负责对外联络的同志被捕,组织通知印刷所连夜转移到这里,把张飞也调了来,担任保卫职责。对外,说是老两口的儿子。
你呢?德玲问。
“我嘛,”姑娘调皮地说:“我当然是张飞的妹妹了!”停会她又说:“你就叫我春花,我本来喜欢花草!现在我们都姓刘!”
看来这姑娘也是有一番经历的。
德玲勤奋地工作。刻钢板,推印,清理打捆,这些活都是很累人的,只要有任务,她从不兴停下来休息哪怕片刻。
春花是她的帮手。这个十几岁的少女,原来已经做过很多种工作了,十分伶俐,两人配合默契,一叠高高的白纸,眨眼之间,就变成了散发着油墨香的文件传单。
张飞只要有空,也过来帮忙,他主要做稍重的活,搬搬运运。老刘负责屋子安全,他睁着警惕的眼睛,在院子里走来走去,那拐杖“咚,咚,”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,使人安心。
小小印刷所,有条不紊地工作着,日复一日向外界输送着组织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