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佑四年,京师再次旱灾,朝廷府库困窘,太皇太后高滔滔不得不宣布,今年罢春宴。
就此,文彦博黯然下台。
吕大防和范纯仁就趁此机会将郑侠掉了江南西路。反正那里地处南方,又是王安石的老家,这个灾星还是去祸害他仇人的老家去吧。
郑侠走后,京畿地区立刻开始下起了雨,一定程度上,缓解了春天旱灾对粮食收成的影响。不过,这一年夏秋季节,老天爷霖雨不断,黄河流域河流的水势普遍大涨,也幸好吕大防和范纯仁这些人应对得体,这才没有让黄河发生更大的灾害。
其实,保守派应该分为四个党派,以吕公著和吕大防这两个人为首的,他们并不完全属于朔党,就是文彦博也不完全属于朔党。继承司马光衣钵的人是刘挚。
吕公著、文彦博、吕大防更多代表的是自己的家族,而吕大防则更多代表的是关学,虽然他自己不是关学宗师张载的徒弟,可他的三个兄弟都是张载的弟子。
保守派三党,洛党这些人的政治理念,与王安石多有异同。只要主张用理想中的王道来改变现实,而这个所谓的‘王道’典范就是华夏历史上远古尧舜禹的时代。
从这一点来说,王安石对比洛党更务实一些,洛党诸如恢复井田之类的举措太过于想当然了。
而洛党与王安石一系的人当然有所不同,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,王安石更注重法,而洛党则更注重人。
至于那些在后世被归于蜀党的大臣,其实都应该归于中间派更恰当。
苏轼这个大嘴巴,王安石变法的时候,他就不断上书,喷那些颁布的新法,不过,他和那些保守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,苏大胡子说得在理,言之有物,可是,王安石和宋神宗对于反对变法的人有些过于太武断了,直接一刀切。特别是王安石,无怪乎别人都称呼他为拗相公,根本就听不进去不同意见。
在他看来,一切发对变法的人都是自己的政敌。不过,当吕惠卿、邓馆和李定一手炮制的乌台诗案,想要籍此彻底整倒苏轼的时候,还是王安石站出来替他说公道话,而替苏轼求情的人,除了愿意以身替兄长定罪的苏辙以外,大多数却都是变法派的大臣,比如苏轼原本的好友章惇。
而苏辙这个人更为复杂,他原本也同苏轼一样,并不是完全反对变法,还向王安石提出了不少非常中肯的意见,比如,‘青苗法’,苏辙就用唐朝著名的经济专家、丞相刘晏,就从来不把钱借贷给百姓,他只要是利用古法常平法调控国家的粮食价格,来达到让农民增收减负的目的。
其实,苏辙的这个主张完全是正确的。
常平法最早出现在战国初期法家真正的创始人魏国李悝,史记中记载的尽地力之教就有这样的记述。
谷贱伤农,如果王安石将常平法操作的好的话,那么根本就无需颁发什么青苗法和市易法,只要牢牢的把控制粮食的价格,王安石变法既可以坚决的执行下去,又可以避免树敌太多。
北方的世家大族和武将世家大多数既是超级大地主,又是大粮商。他们自然比较依赖粮食交易的收入,可是,王安石如果真得大力而严格地推行常平法的话,这些势力在粮食交易中的损失,完全可以用其他商品的交易中来弥补。而王安石最后还是一意孤行地,强力推行了青苗法和市易法,这就把那些完全可以拉拢到自己一方的势力也完全得罪了。
在遇上宋神宗这么一个意志不坚定的皇帝,新法的败亡自然已经注定。
最后,还是因为‘青苗法’,苏辙最终还是被王安石贬出了汴梁城。
也许正是这个时候,这个原因,才让苏辙的内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
历史上,苏辙在元丰八年八月奉诏回京,就任秘书省校书郎。他对于司马光反对而要废除新法的态度,也进言劝谏了一番,可惜的是,在这一点上,司马光和王安石其实是一类人,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。就废除新法这件事,不单单是苏氏兄弟劝过他,就连范纯仁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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