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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安当先说道:“秦王,您知道当初大宋朝野为何都认为农夫段义献上的传国玉玺是假的吗?”
“司马先生知道其中的原由?快请道来。”
司马安侃侃而谈道:“首先,段义发现传国玉玺的地点让人存疑,后唐建都洛阳,后唐末帝时,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带契丹军攻至洛阳。末帝李从珂怀抱着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**,玉玺从此下落不明;
而宋哲宗时,农夫段义是在陕西咸阳耕地时发现传国玉玺,这地点相差千里。按道理说,如果李从珂没有抱着传国玉玺**,或是当时有人抢出传国玉玺,带到咸阳,如此国之重宝,持有人必定视若性命,就算不得不埋藏起来,也定会深埋,岂是一个农夫在地翻耕土地就能翻出来的?”
秦牧颔首说道:“司马学士言之不理,不过,这世间事,总有万一,如此并不足以证明农夫段义所发现的不是真的传国玉玺。”
吕大器接口道:“秦王,不止如此,建安二十五年,曹丕逼汉献帝禅位,建立了曹魏。传国玉玺自然为曹丕所有。曹丕得位不正,心虚使然,便画蛇添足,命人在传国玉玺的肩部刻下隶字‘大魏受汉传国玺’,想以此来证明曹魏法统的合法性;
晋代魏,得传国玺,晋怀帝永嘉五年,匈奴部、前赵刘聪灭西晋,传国玉玺为赵聪所得。东晋咸和四年,后赵石勒灭前赵,夺得玉玺;
在乱世中,所有野心家都想给自己脸上贴金,希望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,同时贬低、打击对手。于是石勒也画蛇添足在传国玺右侧加刻了‘天命石氏’,以表明自己做皇帝是天命所归;
而农夫段义在咸阳发现。并经蔡京等人鉴定的玉玺上既没有曹丕所刻的‘大魏受汉传国玺’隶字,也没有石勒所刻的‘天命石氏’四字。在玉玺肩部及右侧也没有磨损的痕迹,也就是说,段义所献的玉玺根本不是始皇帝所制的传国玉玺。”
路振飞不屑地说道:“蔡京这等国贼,为了哄骗君上,伪制传国玉玺,但因史学不精,不知其理,徒惹人笑话。宋徽宗对金石书画颇有研究,知其伪。命人伪刻印玺十方。时人有画蛇添足之讥,实则徽宗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。”
最后司马安说道:“宋哲宗所得传国玉玺本为伪制,后为金人夺去,再流落蒙元,传至林丹汗,多尔衮又从林丹汗手中夺得,献予皇太极,皇太极视为至宝,乃改国号金为清。殊不知所得玉玺不过蔡京等奸臣伪造而已,实在可笑。”
邵华说道:“此次冯新发现玉玺是在洛水北岸,正是李从珂抱玺**的玄武楼附近,且装玉玺的铁匣子有大焚烧过的痕迹。这与史载相符。如今应命马都督派兵尽快将玉玺护送回来,再找几个金石名家及众位大臣一同观鉴,以确定其真伪。”
司马安谈谈地加了一句:“臣料想这次发现的玉玺定为始皇帝所制的传国玉玺,我王继承始皇帝法统。天命所归,是以始皇帝玉玺出世,恭喜秦王。贺喜秦王。”
“慢着,慢着,各位大臣先别忙着贺喜,此事须谨慎,先不要大肆宣扬,还是先鉴定真伪再说吧。”
秦牧的顾虑很有道理,本来没有传国玉玺,大家都不去想这事,但发现了传国玉玺最后却被证实是假的话,不免让人联想到秦牧得位的合法性;
甚至别人会笑话这是他自己伪造出来糊弄人的,如果真是这样,不免有曹丕在传国玺上刻字的心虚之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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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日冯新找到马永贞的都衙,说是有重宝奉献,马永贞正为落阳战事忧心,哪有心思看什么宝物,随口就让亲兵去打发冯新。
冯新按自己母亲所言,说明要献的是皇帝用的御印后,马永贞这才让人把冯新带进衙。
马永贞自己也认不得篆书,根本不知玉印上刻的是什么字,但玉印上五龙交错,栩栩如生,他不敢怠慢,便请洛阳城中一个老儒来鉴定,那老儒一见玉玺,惊呼神物,一口断定这是传国玉玺。
马永贞自己也惊得目瞪口呆,连忙调重兵守卫都衙,并将冯新母子接到都衙来住,命军医为冯新的母亲治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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