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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秦王,江西这半年来,已经出现十二例地方豪强贿赂官员,隐占户口,瞒田偷税,逃避差役的案子。经都察院巡按御史查实,已依法惩处,但案子多出在江西,这其中很说明问题。”邵华身为左都御史,是都察最高长官,这次也被秦牧请来,加入了小范围的讨论中。
为什么湖广暂时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,全出在江西呢?
因为湖广被张献忠打扫过一遍,当初的地方豪强被打扫得比较干净,而且战争导致人口大量流失,出现地多人少的现象;
加上当时各州县的官吏基本是秦牧从新任命的,所以暂时没有盘根错节的官绅勾结现象。
反观江西,除了赣南外,吉安府、南昌府、临江府、饶州府等等,旧有的豪强势力受到战争的破坏比较小;
虽然向连城大举剿匪时,曾趁机收拾过不少地方豪强,可毕竟不可能象张献忠的蝗虫大军收拾得那么干净,当地的士绅势力依然比较强大;
而且各州县的官吏也多数是前明官吏留任,因此容易出现官绅勾结的现象。
邵华说这些,并不是要向秦牧汇报都察院的工作,而是一起讨论秦牧提出的“利益分配”的问题。
这次面对的“利益分配”,不是几个毛贼抢到一包银子后,大家怎么瓜分的问题。
而是要对整个天下的士、农、工、商、兵的利益进行再分配,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,涉及到方方面面;
象邵华提到的问题,就是其中这一,地主豪强这么做,是在侵吞小民和国家的利益,这种现象一多,就会造成整体利益的不平衡。
秦牧与手下大臣现在要讨论的。就是如何制定一套行为有效的制度来保证各方利益的均衡,这话听起来不中听,但这就是事情的本质。
顾君恩接口说道:“纵观天下,原有官僚体系未被破坏的,大概也只有江西等少数几个省份了。大江以北,包括江南,旧有的官僚都被战争破坏得差不多,我大秦接手治理后会比较有利。所以我认为,官绅勾结、隐占户口,瞒田偷税的问题可以等平定天下之后。再慢慢着手解决也不迟。”
秦牧摇头说道:“不,有些问题初期不严治,没有良好的制度来保障,等问题严重时,就无药可救了。”
司马安沉吟道:“纵观近代,改革比较成功的无疑是张居正,张居正的改革至少为大明延续了数十年的气数。他的不少政略很值得我们借鉴;
不过臣觉得,张居正的一条鞭子法仍是治标之举,或许是因为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僵化的大明。不敢做得太彻底。秦王,如今我朝初立,不存在张居正所面对的强大阻力,有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彻底一些。比如税率的改革。”
秦牧颔首说道:“请司马先生细细道来。”
“臣就先说说这税率问题,目前我朝在湖广江西还是延用明朝的税率,这必须尽快改革,否则将来地方越大。越难办。秦王前番所言,税收不但是一个朝廷的财货来源,更应起到均平及保障底层民众生活的作用。这一点臣深表赞同;
明朝的农税是三十取一,商税是五十取一,这个税率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,农耕获利少,而税赋重;工商获利多,而税赋轻,这虽然有利和促进商业发展,但毫无疑问也会拉大农商之间的收入差距,导致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平衡;
明太祖虽然严厉限制了商人的地位,但事实证明,这并不能解决问题,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,地位便不再受实质的贬抑了。他们可以通过官商勾结,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;
明朝的税率导致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悬殊,民众没饭吃,国库空乏如洗,而地方豪强却富可敌国,张居正改革之前,大明年入不过两百多万两,改革之后也不过翻一倍,试看江南豪富之家,家资数百万两的比比皆是;
虽说藏富于民是不错,但也必须是在保证国用的情况下,才谈得上藏富于民。在军事上,讲究强干强弱支,在财富方面亦然,朝廷岁入不及江南一豪富之家,纵观历朝代,只有在大明才出现这样怪异现象;
再看看两宋,尤其是南宋,岁入超过万万两,而半数为商税收入,再对比两宋与明朝的工商业,两宋何曾逊色多少?可见说降低商税是为了促进工商发展,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”
司马安所说的,秦牧非常赞同,于是便问道:“司马先生觉得这商税的税率应该调高多少方为合适?”
“至少也要与农税持平,如果从均衡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,甚至应该比农税略高才是。”
“好,此事先透透风,让六部大臣一起议议,然后再决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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