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助力,是一群实学派中的激进派,或者叫理性主义派。他们是真准备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。
这一部分人的力量,还相当不小。
他们觉得,之前往松辽、蒙古、西北地区修铁路,这都能理解。
为了方便迁民嘛,这是符合他们对未来的设想的。
好,现在这些事办完了,朝廷财政好容易缓过来了,有钱了,为啥要修这条路?
不是说,不该修。
而是说,事有轻重缓急。
现在,修一条穿过河西走廊到西域的铁路,难道不应该排在修这条路的前面吗?
若是修好了这条路,是不是可以方便迁民?
海军现在又没废,而且都顶到好望角了,现在修天津到金陵的铁路,完全可以往后排一排。
要办的事,多了去了。
况且说,这条路,完全可以商办嘛。
朝廷的钱,还是好钢用在刀刃上。
然而商业那边立刻就给出反馈:商办,没人出钱。
这条路,不比往松辽分水岭修,既可以用土地增值来给钱、又可以扩大贸易,大为有利可图。
现在海运既兴不说,本身西边就有京汉路了,东边海运完全在自己掌握之中,沿途也没听说有什么不得了的价值。
年息几何啊?
到时候,收费低了,年息给不起。
收费高了,那不是都跑去海运去了,更没货走?
总之,要修,朝廷修,商贾不愿意出钱募资。除非,朝廷再卖点国有土地做补偿。
或者说,要募资修,也行。不卖国有的土地补偿,可以,加个附加条件:
和当初修往松辽以北的铁路一样,那时候既是加了附加条件的,参股者可以优先低价买黑龙江的国有的土地开大豆种植园、并且朝廷保证扩大大豆的市场、击败印度制糖业、扩大日本对大豆肥的需求等等。
那么,现在也一样可以加个附加条件啊。
比如说,修了从天津到金陵的铁路,那么朝廷就放开钞关限制,允许商人募股修东西向的铁路。
东西向的铁路,也即从先发地区通往内地市场的铁路。只要朝廷放开,商人是愿意出资的。
而这个想法一出,激进派则认为,既然是这样,那不如说,把在苏、鲁的激进政策,用在内地。
强制赎买地主士绅的土地,强制作为工业投资,修东西向的铁路。
这样,一举三得。
一来,集中资源,改革亩税,征收赋税,为千百年计,狂造船,征税补贴,把人送往扶桑垦殖。
二来,一旦内地有灾,则可通过东西向的铁路,迅速运输粮食,从而保证赈灾的效率。
三来,也直接把大顺现在这种缝合怪的状态解决了。直接上这种强硬手段,逼着地主把钱强制作为工业债券,顺带也把科举制改了,复上古学校制。
也即是说,仅仅围绕着天津这一座城市,很多政策都是乱七八糟、七嘴八舌,办起来极为困难。
这倒不是说李欗就一事无成。
实际上,上台之初,他和刘玉说的那几件事,他还真办成了。但办成之后,他就发现,寸步难行了。
牵一发、动全身。
正如刘玉之前说过的,不怕折腾,就怕不折腾。
只要折腾,必要出问题。
李欗不是对小农有承诺而被推上去的皇帝,他是对大资本、军功贵族、底层军官、长役士兵、海军、以及一部分实学派和复古儒学派的“读书人”有承诺,而被推上去的。
在他上去后,强行催动了大顺的工业发展,却也加剧了社会矛盾。
等着前面一通勐跑,稳固了地位后,却发现,后面是一步也迈不动了——除了对外扩张。
但问题就在于,在这个时代,对外扩张大顺已经到极限了。
比如说,北美的土地,很多地方空着,大顺不缺土地,也不缺人,而是缺人跑到土地上的过程。
比如说,日本。就这样了,还能咋样?都已经六公四民了,还能有多大的市场?
比如说,印度。农业税倒是收了。问题是,印度也需要军队、海军、行政开支。算上这些支出,真正结余也剩不下多少。
于是陷入了死循环。
不考虑内地问题,想扩大外部市场?
要么,学英国殖民模式,一颗铁钉也不能在扶桑生产。然而,这就意味着,资本根本不会移民,全得大顺自己掏钱,没钱。
可,移民优先,资本唱主角,那扶桑那边就围绕着美洲自己搞贸易圈。借助刘玉留下的奇葩的殖民土地法,强行固定出了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关系,既不缺资源,也不缺劳力,那大顺这边就吊毛卖不出去,等于没扩大外部市场。
同样的。
既想在印度劫夺廉价的原材料、又想让印度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,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。
内部人口伴随着天花防治、黄河修缮、京汉铁路运粮等等问题,蹭蹭地涨,回过神来想要解决内部问题的时候,又发现无从下手。毕竟他是皇帝,还想玩制衡,只怕真把旧的科举人才都干没了,这制衡之法也用不得了,到时候这皇帝怎么当?无非不是换了群念别样经的人揉搓?
在这地主士绅那么好动的?
简单来说,就是刘玉跑路前,打完了一战。而一战之前的所有胜利成果,容易吃的,现在基本都被瓜分干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