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京中呆了只四五日,郭斌便听到消息,因董卓屡战屡败,官军士气大挫,着去其左中郎将之职,仍任河东太守。而皇甫嵩身为南路军主帅,大破二十万黄巾大军,功劳卓著,又与朱儁一起乘胜镇压汝南、陈国地区的黄巾军,平定了三郡之地。
至此南路黄巾军主力尽丧,天子下诏,令皇甫嵩率领所部赴广宗统领剿灭张角主力的重任,而朱儁则继续扩大战果,剿灭盘踞在南阳与宛城的黄巾贼余孽。
随即,郭斌接到了天子诏令:“着即率所部之广宗,听从左中郎将皇甫嵩之命,戮力剿灭该处盘踞之黄巾主力,不得有误。”
拿到这诏令,郭斌急忙去城外越骑营,将所部集结起来,往广宗策马驰去。
至于太学生校服的事情,郭斌已然与蔡邕达成一致,方案也获得了天子的认可。其形制,便与后世的中山装相若。
其样式为:上衣为立翻领,有风纪扣;衣身三开片,前门襟,5粒明扣;4个贴袋,各有袋盖及1粒明扣,上为平贴袋,下为老虎袋,左右对称;左上袋盖靠右线迹处留有约三厘米的插笔口。这样的形制,与现代的中山装别无二致。
非但如此,其造型设计也是颇具内涵。
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(礼、义、廉、耻),袋盖为倒笔架,寓意为以文治国。而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,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。
另外这服装的色彩偏向深色,至于其面料,则选用与阳翟服饰中最为流行的制式军装相同的毛呢。这服饰造型均衡对称,外形美观大方,穿着高雅稳重,活动方便,行动自如,保暖护身,既可作礼服,又可作便装。
郭斌众人前往吊唁卫仲道之时,所穿的便是黑色的中山装。当郭斌带着郭嘉、戏志才、关羽、张飞四人出现在卫仲道葬礼时,众人看他们所穿的怪异服饰,竟仿佛是与阳翟的制式军装一脉同源,却又别辟蹊径,便很是吃了一惊。原本此时的服饰以宽袍大袖为美,这种服饰乃是儒家“乗殷之辂,服周之冕”的治国思想下演变过来的,到了汉代则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。
然而这种服饰虽然看起来富丽堂皇,富贵秀美,却是存在诸多不便的。正统的礼服,自然是雍容华贵,广袖宽袍,规规矩矩地按照规矩来,因为这是要去祭祀鬼神或者面对祖宗的,总要显得愈发庄中才好。而现实生活中,便是贵族亦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,将袖子逐渐缩窄,衣服的下摆也减到不会影响走路的程度。
然而这依然是极为不方便的。
宽大的衣服下摆不适宜进行运动,人穿上则会行动不便,广袖则更是容易弄脏。在吃饭或者写字的时候,宽大的袖子总是会不小心染上汤汁或者墨水。而鉴于此时的染色剂多是提取自植物或者矿物,染色技术不完善,色牢度不高,若是清洗,便会导致衣服掉色,而掉色的衣服,则不会再受到贵族们的喜爱了。
因此,此时无论是以蜀锦还是临淄产的名贵绢帛所制的华丽服饰,都是一次性产品。不是说穿一次便扔掉,而是不可用水洗,若是沾染上油污,便不能再穿了。
而这种窄袖的服装,则免去了在袖子上沾染污渍之虞,对于长年累月读书写字的太学生来说,无疑是极为方便的。而且在左上方的口袋中还有插笔口,可以将阳翟县中新研制出来的铅笔装入竹制的笔囊中插在里面。这既极具便利性和观赏性,方便时时处处书写,更是彰显自己读书人身份的标志。
这种竹制的笔囊,乃是以粗细均匀的竹子制成,里面放上铅笔,上面则以一个木塞堵住,防止铅笔从里面掉出来。这样挂在左侧胸口,便既不会弄脏衣服,又不会轻易掉出来,亦极为美观。
非但如此,因为阳翟县制式军装走的便是高端路线,这种校服也是只有太学生才会供应,所以这种饥饿营销的方式便更容易赢得人们的认同。移风易俗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,公司里的白领会模仿网红或者明星的着装,各级领导干部则会模仿中央领导层的着装,而你绝不会见过有人会去模仿一个老农腌臜邋遢的服饰。当然,“上等人”所关注的巴黎时装周除外,设计师们的脑回路总是与我们这些普通人有区别的。
因此当校服下发到太学生们的手中时,许多当日曾前去卫府,看到郭斌吊唁卫仲道的学生都极为兴奋和认同。
很快,太学校服便以“适于卫生,便于动作,壮于观瞻”而风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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