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将刘陶的衣冠与目前为止所牺牲的士兵的灵位奉到英烈祠后,郭斌自然要发表一番讲话。
“秦失其鹿,英雄群起而逐之,而汉高祖独得头筹,至今四百余年矣。”见就连前来观礼的各家代表也听得入神,郭斌很是满意,继续道:“四百余年间,虽不乏王莽之辈窃据九重,天下纷乱后仍归于一统。”
“大汉王朝驱匈奴于漠北,逐百越于天南,天之骄子狼奔豕突,南越诸王抱头鼠窜,奄有中原数百年之太平。天下万姓同声一呼,四方夷狄共来朝贺者,以历代士人煌煌之文治、前辈英烈赫赫之武功也。所谓‘维天有汉,监亦有光’,你我皆为炎黄子孙,是华夏一族,如今四方夷狄仰慕而称汉人者也。”与西方人不同,中国人历来都有祖先崇拜的传统,对于自己祖先所建立的赫赫功业,亦会听得热血贲张。其实何止是这些汉朝人,郭斌又何尝不是热泪盈眶?
因此这一番话,重新将现场气氛点燃,下面的关羽、张飞、陈到自是激动得热泪盈眶,便是赵云这极稳重的方面大员和黄忠这年纪稍长之人,亦是抑制不住地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。而文臣之中,戏志才收起了浪荡不羁,徐庶与荀彧则是呼吸急促,紧紧捏着拳头。武将对于建功立业、扬威异域的事情固然极是热衷,文臣们感受到更多的却是郭斌这一番话中展现出来的气魄和野望。
只听郭斌浑厚中正的声音平和却有力,回荡在祠堂外的空地上:“北疆有匈奴族、鲜卑族,今又有乌桓族。山东原有东夷族、南有百越族、西有犬戎族、今有羌族。而我等中原之人亦有一族,便是汉族。所谓汉人万姓之兴衰者,亦即华夏国族之兴衰也。”众人听了,不觉纷纷点头。
“天子者,以天授之权护佑华夏国族者也;士民者,以圣人之教化育万民百姓者也。然天道无亲,世事无常。勾践有卧薪之厄,耀夜有囊萤之光,岂独我华夏一族乎?为百姓万民伸张,替华夏国族正名,信大义于天下者,即得天道。”
“吾虽鄙陋,亦常慕不食周粟之伯夷、叔齐之高义,恐先贤遗志难现于圣朝。及至延熹年间,党事大起,天下纷攘。凡党事始自甘陵、汝南,成于李元礼(即李膺)、张敦朴(即张俭),海内涂炭,二十余年,诸所蔓衍,皆天下善士。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,不顾利害生死,不变其节,毁家纾难、激浊扬清,撩虺蛇之头,践虎狼之尾,虽湛宗灭族,有不顾焉。今刘公陶所为,不令先贤专美于前也。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,竹可破而不可毁其节,其刘公之谓欤?故,今立此英烈祠于阳翟,上则追慕先贤之遗志,下则规劝后辈以奋勉也。”
在东汉一朝,因党人一直占据道德舆论的制高点,所以党锢之祸一直饱受天下士民百姓的质疑。然而,人类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的,在党锢之祸后期便出现了许多以隐居之名,沽名钓誉的小人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评价他们为“饰伪以邀誉,钓奇以惊俗”。因此,不得不说,两次党锢之禁敲断了许多东汉士人的脊梁,“名”、“节”相离的颓废气象如今也逐渐显露出来。
因此,郭斌此时这一番行为,既是为了颍川郡进行精神文明建设,使大家有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,也是为了借机整合整个颍川郡的政治力量,努力扩大自己的实力,使得颍川在即将来临的乱世之中获得生存的砝码,自然也有重新提振士林气魄的愿景在里面。当然,在长远来看,激发民族意识,使天下人都具有身为华夏国族的自觉、骄傲与责任心,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五胡乱华之中站稳脚跟,乃至彻底将这种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。
中国虽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形成了统一的庞大帝国,也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概念模糊的民族,可是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却并不相同。其中最大的差异,便是民众效忠的对象不同。
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,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“同胞”,以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,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、文化、语言或新创的政体。而两千年前中国所形成的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稚嫩的民族国家,其效忠的对象则是君主,亦即所谓的忠君,即便是有思想先进者所提倡的“爱民”,也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础上的。
孟子所谓民贵君轻,不得不说已经有了建立民族国家的苗头,可是囿于时代的限制,他的继承者们又不得不受到忠君思想的影响。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,便不得不通过“天能干预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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